1918年11月，北京街头童子军游行庆祝一战结束。
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开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爆发。中国的北洋政府先是“中立”，后于1917年8月14日对德、奥宣战。1918年11月11日，协约国与德国签订休战条约，标志着持续四年之久的一战宣告结束。中国作为协约国参战，也属于战胜国。一战胜利，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带给中国一系列深刻影响。
一战为中国内部事务的裂变提供了契机
一战主要发生在欧洲，因而在二战之前一般都称为“欧战”。中国原本和欧战毫无关系，欧战的爆发与结束，却都为中国内部事务的裂变提供了契机。
1912年诞生的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家，也是全球民主化浪潮中第一波最大的国家。中国能够走出帝制，走向共和，是一件了不起的历史大事变，是对几百年西方迅猛发展的积极回应，所以尽管有点突兀，超出中国人预想、规划，但在历史大变动当口，除了极少数清醒的，或者具有浓厚眷恋情感的，更多人并不觉得有多大问题。袁世凯也在大总统就职誓词中表示：“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共和元年，民主早春，中国政治气氛确为前后几十年较好的时期。
尽管之后发生了“宋教仁案”“二次革命”，但共和已是既成事实，共和又确实不足以解决中国问题。重回帝制风险太大，尽管那时共和不过三年。欧战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契机。
战火燃起不到一个月，日本成为欧洲以外第一个参与这场战争的国家，就近攻占德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最大的军事基地青岛，并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五号共计二十一个条款的文件，即著名的《二十一条》。在日本的强大压力下，袁世凯权衡利弊，中日双方于5月25日签署《民四条约》，原“二十一条”中最有害于中国的条款予以删除。
中日交涉让袁世凯和他的同僚深感中国的弱势，在交涉同时，他们也在思考症结在哪儿？就在这时，杨度撰写《君宪救国论》，专谈君宪救国的理由、民主共和的不适，建议袁世凯弃共和，回君宪。袁世凯高度认同杨度的观点。此后的帝制运作，其思路均可从杨度这篇长文中找到依据。一战引诱中国重回帝制，这个契机被杨度、袁世凯敏锐捕捉到。
一战让中国人恍然有悟，似乎学习西方就是一个根本错误
学习西方，接纳西方，是一战之前半个世纪中国人不曾怀疑的根本方向。假如不是欧战，中国也会不断反思，但欧战让中国人恍然有悟，似乎学习西方就是一个根本错误。
严复是鼓吹学习西方的先驱者，自甲午战争爆发二十年来孜孜不倦鼓吹天演、进化、适者生存。然而欧战给严复当头棒喝，让他觉得过去二十年找错了方向：“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
就知识背景而言，没有谁比严复更有资格谈西方谈欧战，“复自欧陆开战以来，于各国胜负进止，最为留神，一日十二时，大抵六时皆看西报及新出杂志也”，从中编译一部分成《居仁日览》，差不多日出一册，以供袁世凯参考，因而严复的观察并非虚言。
严复对西方失望是有根据的，西方几百年发展，太刻意追逐物质，忽略了人的心性，结果让人类付出了巨大代价。这场欧战大约六千万人参战，两千万人受伤，一千六百万人死亡。至于直接间接的经济损失，更是无法统计。这场战争让许多知识精英警醒。
德国人斯宾格勒在大战结束那一年出版《西方的没落》，仅从书名就能感到战争的阴影。斯宾格勒认为，西方的没落是一个无法阻止的趋势，是历史危机的一个必不可免的外在表现。资本主义存在不易克服的矛盾，在马克思、列宁那里都有深入分析，他们的批判、忧思，促进了社会进步。欧战惨状让西方知识精英再度惊醒，发表了大量批判性言论，反省几百年发展中的问题，转而倾向于东方文明。据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说，“大约自从杜威来到北京，常说东西文化应当调和；他对于北京大学勉励的话，也是如此。后来罗素从欧洲来，本来他自己对于西方文化很有反感，所以难免说中国文化如何的好。因此常有东西文化的口头说法在社会上流行。”西方已然没落，东方一枝独秀。
西方知识精英带给中国新的希望，中国知识精英也开始相信自己的文明可能并不是批评者所说的那样不堪。由此引发出两个问题，一是逆转了近代以来学西方的方向，一是“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欧战使中国人对过往几十年学西方产生了莫名怀疑，进而反思。这种反思引出一个新思路，即贺麟先生后来所规范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儒家精神在经历了几十年低谷后，终于因欧战而面临一次机会。
走俄国人的路，成为中国人的一项选择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改变人类历史走向的大事变，中国受到的影响是一连串的，因日本出兵引发青岛问题、二十一条问题、巴黎和会、五四运动、新儒学发生，但最重要的，还是俄国一系列变化尤其是十月革命。
俄国最早介入一战。但俄国内部矛盾极端尖锐，当俄军队在前方厮杀时，二月革命爆发，很快组建以贵族和前贵族为主体的临时政府。然临时政府软弱无力，人们日常生活受到极大影响，怨声载道。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列宁领导的新政府发布《和平法令》，谴责帝国主义战争罪行，建议一切交战国立即停战谈判，签订和约，不割地不赔款。苏维埃还宣布废除土地私有制，无偿没收地主、皇室、教会的土地，实行土地平均分配。这就是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改变了俄国，也改变了世界，更深刻影响了中国。1918年春，严复对他的学生说，“俄之社会主义，能否自成风气，正未可知。而吾国居此流之中，受东西迫拶，当成何局，虽有圣者，莫能睹其终也。”严复不清楚中国未来走向，但他预感到俄国变局一定会影响中国。
走俄国人的路，成为十月革命后中国人的一项选择。1918年，《劳动》杂志所刊文章中写到：“现在我们中国的比邻俄国，已经光明正大的做起贫富一班齐的社会革命来了。社会革命四个字，人人以为可怕，其实不过是世界的自然趋势。现在社会不善的原因，以后处处皆要发现的，毫不稀奇。”
均贫富，等贵贱，在中国有久远的历史传统。不患贫而患不均，这是中国几千年社会基本法则。到了近代，当中国回应西方，走上工业化道路，极大丰富了社会财富之后，中国的社会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特别是近代以来批量出现的富人、巨富，他们本是社会希望，是工业文明引领者。然而就像西方资本主义早期一样，中国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晚期初生，原始资本的积累极端残酷，社会贫富差距达到历史上无法容忍的程度，因而对社会主义极为敏感，最容易接受。据梁漱溟回忆，民国元年，十九岁的梁漱溟看见幸德秋水所著《社会主义精髓》，“自己仔细思考，确悟产业私有制度的罪恶。私产是引诱或逼迫人堕落的根源这个意思，我认的非常真切，一切自己的行动感情，完全受这个思想的支配。觉得坐人力车也是一件很不忍的事情。记得有一次在街上看见两个巡警，用白绳牵着一个小偷走，我看了非常的愤怒，以为这全是私产制度的罪恶，与他何干，愈想愈气，直欲夺而释之，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做人最真实的时候。”因此，中国人对十月革命的欢呼，社会主义在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地方。
一战留给人类巨大遗产，也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一百年过去了，人类还在消化这些遗产，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竞争，依然没有让历史终结。
